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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历史第3期 | 孙成霞:案子一定要认真办,脑袋搬了家,是不能安回去的

  京检在线4天前我要分享

  ·人物小传 ·

  孙成霞,女,1941年12月生,汉族,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。1967年9月参加工作,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78年9月入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,1998年6月退休。退休前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分院监所检察处处长。

  ↑ 精彩片段

  · 访谈节选 ·

  “不要怕,我在庭上,我告诉你怎么做。”

  您何时来到检察院工作的?当时检察院的建设情况如何?

  孙成霞(以下简称“孙”):我是1978年走进北京市检察机关的。梁东园老处长希望我能够到北京市检察院来工作,那时候刚刚开始恢复重建,于是我就到检察院来工作了。当时的办公地点是北京市中级法院,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北京市高院518房间。那个时候,检察长、处长、检察人员一共17人都在一个房间办公。一开始没有分处室,随着各种工作机制逐渐完善,才分了起诉处、法纪处、办公室等部门。

  您是如何入门检察工作的?

  孙:最初,我只知道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,至于监督什么、怎么去监督以及如何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,全然不知道。入职不久,院里组织新人培训,老一代的检察官们耐心细致地教导我们。想到之后要站在公诉席上,我就紧张到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王永江老处长说“不要怕,我在庭上,我告诉你怎么说。”虽然有了一些宽慰,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,说实在的,那个时候脑子一片空白。正是因为有老一辈检察人的鼓励、院里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“练兵”机会,年轻的同志们身体力行地去练,大家才渐渐成长起来。

  那个时候公诉出庭有什么讲究吗?

  孙:恢复建院后,北京市检察机关第一次出庭支持公诉的案子是丁运柱盗窃案,就是王永江和我分别担任公诉人和书记员。那时候我们要出庭公诉的话,公诉人在庭上的语速是多少、音量的大小,都要事先自己在家演练并录好,录出来以后让检察长听,合适不合适。开庭的时候,从法庭门口走到公诉人的位置,需要迈多少步,这些都要事先量好。总之出庭是一件很严肃、很严格的事情。

  “我会努力把事情都做到最好。”

  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理念?

  孙:我自己人生的坐标就是,我的前头不能有别人,我会努力把事情都做到最好。我跟办案团队的成员共同花了三年时间办理了一起专案,由我负责撰写该案的起诉书。金珂检察长看了我的起诉书以后,就说了两个字“不行”。听完他的评价后,我什么话都没说,立即回去重写。重写回来以后,检察长在我这起诉书上没增加一个字,只是按照起诉书的行文结构重新调整了部分语句的顺序,成就了一篇非常好的起诉书。这个起诉书后来被收录到《历史的审判》一书中。

  还有哪些检察工作让您特别有成就感?

  孙:案子经过法庭宣判,就进入了执行环节。不是说检察院把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后就不管了,我们还是很关心那些被定罪判刑的人在监狱里的是如何服刑改造的,以及我们还能为他们做哪些工作。在监所处工作的时候,凡是经过我的手处理的案子,我都会到服刑人员的家里去,告诉他们的家人可以给他们寄一些被子、褥子、棉裤,或者给他们捎去一些日常起居生活用品。大部分的服刑人员家属面对法律惩罚噤若寒蝉,觉得很可怕,好像必须得跟在监狱服刑的人划清界限、不能管他们才行。因此我们经常去服刑人员家里做思想工作。因为我们深知,家庭的关心是抚育服刑人员重建健康心灵的重要因素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。

  “案子一定要认真办,脑袋搬了家,是不能安回去的。”

  您办案中的理念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呢?

  孙:王振中老检察长在平常给我们开会的过程中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“案子一定要认真办,脑袋搬了家,是不能安回去的!”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,就是案子不管大小,到我们这儿,都要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地去办。所谓监督机关所起的监督作用,不就是体现到这里嘛。有个案子中的申诉人,他为什么老闹事?他就说按照监狱的管理规定,他有两项重大发明,但是没有给他体现政策。于是我就想,是不是这么回事?他是不是做了发明?监狱有没有申诉人提到的这项政策?为了弄明白事实,我和王永江就到东北加格达奇监狱调查去了。

  路途遥远加上交通不便,路上一定很辛苦,请您详细讲讲吧。

  孙:那个监狱地处偏远,我们是坐小火车一点一点走到那的。走到监狱里满是沙地,就是只能用脚走进去,走不动就别去了。返程时,为了赶凌晨三点的火车,当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小的驴车,只能坐俩人。我坐在驴车后面,跑一段就被颠下来,就这样一直挨到了火车站那个小屋。火车站候车小屋怕人们在那里躺着睡觉,地上泼满了水,坐都没法坐。当时就是那种状况,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苦说累,我们确实落实了政策,让那个服刑人员服气息诉了。

  您如何评价您在检察院工作的时光?

  孙:我是学法律的,我在检察院的工作中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,一直到退休,可以说是一地芳华。检察院的工作很精彩,我也感到检察工作是无上光荣和重要的,它代表了国家机关让法律在公平公正公开中运行。我们始终秉承着的理念是,办理的每个案件要让所有人心悦诚服。

  请您谈谈对新一代首都检察人的寄语。

  孙:我希望,新一代检察官牢记初心,继往开来,把我们检察事业推向前进,为改革开放继续发展贡献我们的青春和热血。同时,我也由衷地希望北京检察的事业越办越好,越办越强,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出我们的检察力量。

  · 采访手札 ·

  

  孙成霞老人一见到摄制组的我们,就问“我今天这个形象怎么样?还可以吧?”抬头一看,一位走起路来昂首挺胸,说话声音洪亮有力的老人正向我们走来。当天她穿了一件印有小波点的藏青色连衣裙,戴了珍珠项链,化了淡淡的妆,远远看去丝毫不觉得她已近耄耋之年。她带来了不少老照片,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她办专案时的故事、出国进行刑事诉讼法律知识学习的故事和在女检察协会的故事等等。

  亲历了检察事业一路走来的她坦言,自己做什么事情,都要努力做到最好。案子交到她手上,无论大小,都会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地做好。她认为家人的关心有助于服刑人员重建健康的心灵。于是在原监所处工作期间,由她经手的案子,她都会去做“家访”,积极跟服刑人员的家属做沟通,鼓励他们与正在改造中的亲人多来往,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和关怀。实实在在站在老百姓的角度,把法度与真情融入检察工作当中,让我觉得眼前的她越发可爱可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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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·人物小传 ·

  孙成霞,女,1941年12月生,汉族,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。1967年9月参加工作,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78年9月入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,1998年6月退休。退休前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分院监所检察处处长。

  ↑ 精彩片段

  · 访谈节选 ·

  “不要怕,我在庭上,我告诉你怎么做。”

  您何时来到检察院工作的?当时检察院的建设情况如何?

  孙成霞(以下简称“孙”):我是1978年走进北京市检察机关的。梁东园老处长希望我能够到北京市检察院来工作,那时候刚刚开始恢复重建,于是我就到检察院来工作了。当时的办公地点是北京市中级法院,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北京市高院518房间。那个时候,检察长、处长、检察人员一共17人都在一个房间办公。一开始没有分处室,随着各种工作机制逐渐完善,才分了起诉处、法纪处、办公室等部门。

  您是如何入门检察工作的?

  孙:最初,我只知道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,至于监督什么、怎么去监督以及如何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,全然不知道。入职不久,院里组织新人培训,老一代的检察官们耐心细致地教导我们。想到之后要站在公诉席上,我就紧张到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王永江老处长说“不要怕,我在庭上,我告诉你怎么说。”虽然有了一些宽慰,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,说实在的,那个时候脑子一片空白。正是因为有老一辈检察人的鼓励、院里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“练兵”机会,年轻的同志们身体力行地去练,大家才渐渐成长起来。

  那个时候公诉出庭有什么讲究吗?

  孙:恢复建院后,北京市检察机关第一次出庭支持公诉的案子是丁运柱盗窃案,就是王永江和我分别担任公诉人和书记员。那时候我们要出庭公诉的话,公诉人在庭上的语速是多少、音量的大小,都要事先自己在家演练并录好,录出来以后让检察长听,合适不合适。开庭的时候,从法庭门口走到公诉人的位置,需要迈多少步,这些都要事先量好。总之出庭是一件很严肃、很严格的事情。

  “我会努力把事情都做到最好。”

  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理念?

  孙:我自己人生的坐标就是,我的前头不能有别人,我会努力把事情都做到最好。我跟办案团队的成员共同花了三年时间办理了一起专案,由我负责撰写该案的起诉书。金珂检察长看了我的起诉书以后,就说了两个字“不行”。听完他的评价后,我什么话都没说,立即回去重写。重写回来以后,检察长在我这起诉书上没增加一个字,只是按照起诉书的行文结构重新调整了部分语句的顺序,成就了一篇非常好的起诉书。这个起诉书后来被收录到《历史的审判》一书中。

  还有哪些检察工作让您特别有成就感?

  孙:案子经过法庭宣判,就进入了执行环节。不是说检察院把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后就不管了,我们还是很关心那些被定罪判刑的人在监狱里的是如何服刑改造的,以及我们还能为他们做哪些工作。在监所处工作的时候,凡是经过我的手处理的案子,我都会到服刑人员的家里去,告诉他们的家人可以给他们寄一些被子、褥子、棉裤,或者给他们捎去一些日常起居生活用品。大部分的服刑人员家属面对法律惩罚噤若寒蝉,觉得很可怕,好像必须得跟在监狱服刑的人划清界限、不能管他们才行。因此我们经常去服刑人员家里做思想工作。因为我们深知,家庭的关心是抚育服刑人员重建健康心灵的重要因素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。

  “案子一定要认真办,脑袋搬了家,是不能安回去的。”

  您办案中的理念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呢?

  孙:王振中老检察长在平常给我们开会的过程中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“案子一定要认真办,脑袋搬了家,是不能安回去的!”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,就是案子不管大小,到我们这儿,都要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地去办。所谓监督机关所起的监督作用,不就是体现到这里嘛。有个案子中的申诉人,他为什么老闹事?他就说按照监狱的管理规定,他有两项重大发明,但是没有给他体现政策。于是我就想,是不是这么回事?他是不是做了发明?监狱有没有申诉人提到的这项政策?为了弄明白事实,我和王永江就到东北加格达奇监狱调查去了。

  路途遥远加上交通不便,路上一定很辛苦,请您详细讲讲吧。

  孙:那个监狱地处偏远,我们是坐小火车一点一点走到那的。走到监狱里满是沙地,就是只能用脚走进去,走不动就别去了。返程时,为了赶凌晨三点的火车,当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小的驴车,只能坐俩人。我坐在驴车后面,跑一段就被颠下来,就这样一直挨到了火车站那个小屋。火车站候车小屋怕人们在那里躺着睡觉,地上泼满了水,坐都没法坐。当时就是那种状况,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苦说累,我们确实落实了政策,让那个服刑人员服气息诉了。

  您如何评价您在检察院工作的时光?

  孙:我是学法律的,我在检察院的工作中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,一直到退休,可以说是一地芳华。检察院的工作很精彩,我也感到检察工作是无上光荣和重要的,它代表了国家机关让法律在公平公正公开中运行。我们始终秉承着的理念是,办理的每个案件要让所有人心悦诚服。

  请您谈谈对新一代首都检察人的寄语。

  孙:我希望,新一代检察官牢记初心,继往开来,把我们检察事业推向前进,为改革开放继续发展贡献我们的青春和热血。同时,我也由衷地希望北京检察的事业越办越好,越办越强,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出我们的检察力量。

  · 采访手札 ·

  

  孙成霞老人一见到摄制组的我们,就问“我今天这个形象怎么样?还可以吧?”抬头一看,一位走起路来昂首挺胸,说话声音洪亮有力的老人正向我们走来。当天她穿了一件印有小波点的藏青色连衣裙,戴了珍珠项链,化了淡淡的妆,远远看去丝毫不觉得她已近耄耋之年。她带来了不少老照片,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她办专案时的故事、出国进行刑事诉讼法律知识学习的故事和在女检察协会的故事等等。

  亲历了检察事业一路走来的她坦言,自己做什么事情,都要努力做到最好。案子交到她手上,无论大小,都会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地做好。她认为家人的关心有助于服刑人员重建健康的心灵。于是在原监所处工作期间,由她经手的案子,她都会去做“家访”,积极跟服刑人员的家属做沟通,鼓励他们与正在改造中的亲人多来往,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和关怀。实实在在站在老百姓的角度,把法度与真情融入检察工作当中,让我觉得眼前的她越发可爱可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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